鲁迅的“博物学”爱好与切实宽博的精神

文/涂昕

原刊于《上海文化》年7月号

1“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周氏兄弟自童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异端思想资源”的兴趣。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其兄从小“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走的乃是‘旁门’”，“在喜欢六朝文，喜欢陶诗，喜欢各种杂著，而不看重李杜苏黄等正宗大家，尤其看不起唐宋文这几点上，周作人是和鲁迅完全一致的，都是不走‘正宗’而走‘旁门’的路子。周作人显然是从自幼读书时，就从鲁迅那里受到这种根本方向性的影响。”而两兄弟的“旁门”兴趣中，“博物学”方面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鲁迅写到好几种自己少年时代渴慕、喜爱、后来多方搜集的图书，比如《山海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等，都是“博物学”方面的著作——这种始自童年的共同兴趣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和思想有一些颇为深刻的影响。

《尔雅音图》

鲁迅很少直接解释自己喜爱“博物学”的原因，好在周作人几次三番在文中谈及自己对草木虫鱼的热爱，既然这是两兄弟在同样的生长环境中产生的共同兴趣，且后者自幼读书就受到其兄的影响，那我们不妨先看看周作人怎么说，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博物学”爱好。

周作人谈自己的杂学时说，“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也可以翻过来说，经典之可以作教训者，因其合于物理人情，即是由生物学通过之人生哲学，故可贵也。”但同时他又说，其实对于这一方面的爱好，“说起来原因很远，并非单纯的为了化中人位的问题而引起的”，他说自己“所喜欢的旧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自然名物的”，并开列了长串中国传统“博物学”方面的书籍，表明自己从小就爱好这些东西且“始终未变”——“因为最初有这种兴趣，后来所以牵连开去，应用在思想问题上面，否则即使为得要了解化中人位，生物学知识很是重要，却也觉得麻烦，懒得去动手了吧”。

鲁迅当年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感震动，继而去搜求各种进化学说，还将自己的部分阅读所得编译成论文《人之历史》，介绍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此学说是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和补充。在这篇论文中反复提及的，就是各种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都处在因果关系的链条当中，而人作为生物之一种，也就与其他生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才有严复翻译的所谓“化中人位”，这来自赫胥黎的一本书名，现在译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后来鲁迅购买大量生物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以植物学、动物学居多，也涉及古生物和微生物），也跟周作人一样，是试图去理解“化中人位”、由生物学通向人生诸问题这方面的原因吧。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周作人强调自己这方面的兴趣早在接触西方进化论和生物学之前就有了，并非单纯为了“化中人位”而起，更重要的是始自童年的、天然的兴趣与爱好。周作人的说法提示我们，同样地，尽管我们可以为鲁迅对“博物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