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对症治疗篇对西化中医辨病用药_首乌藤合剂

正本清源对症治疗篇对西化中医辨病用药

著名海外中医学者吴侃阳老师

对症治疗是临床医学较为常见的一种治病思维方法，顾名思义，对症治疗的意思就是针对临床上某些症状进行控制性治疗，希图借此帮助身体康复。譬如退烧、止咳、止痛等等。事实上由于[症]非疾病，而只是疾病的外在表现，所以这种控制性治疗只能起到一些辅助治疗的作用，属于权宜之计。对症治疗仅仅只是一种辅助疗法西医临床的治疗手段很多都是采用对症治疗。譬如止痛。当患者身体某个部位出现疼痛时，医者就会给患者服用某些阻断神经传导、或者抑制痛觉中枢的药物予以止痛；患者服药后痛感多数都能够缓解，止痛效果较为直观；只不过当药力一过，患者又会疼痛如初。事实上这种止痛只是为止痛而止痛，只是让患者暂时减轻疼痛、或者感觉不到疼痛而已，其对于导致疼痛的病因、病理、以及局部病灶都不具备任何治疗作用。又如治疗流行性感冒。西医临床医生在处理流感时，一般都是采用对症治疗方法。如若患者发热就予以退烧，如若患者咳嗽就抑制咳嗽，如若患者头痛就给予以止痛治疗；再就是叮嘱患者开窗通风，多喝水等，并给患者服用抗生素类药物以预防继发性感染。西医临床治疗流感都只是采用对症治疗措施，唯独欠缺杀灭流感病毒这一关键治疗；他们不是不想杀灭病毒，而是目前还没有制造出能够杀灭病毒的有效药物。西医学术思维认定相关“病毒”是流感发生的病因，当然不会在意患者的身体因素，这种局部对抗的治疗思维让他们直至目前都无法直面流感。面对学术认知与临床治疗脱节，他们非但没有进行学术规律上的反省和纠正，却编织出[七天自愈]的神话欺骗患者；但临床所显示的事实是，在每年流感大流行期间，总有成千上万的人享受不到[七天自愈]的红利。所以与其说这些人被流感病毒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倒不如说是西医临床的无能将他们送进坟墓。西医临床治疗外感疾病的指导思维一般都是直接杀灭病原体，譬如他们在治疗细菌感染性疾病时，都是通过抗生素杀菌来获取疗效。不可否认，这种治疗的确具备一定的疗效；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由于抗生素的治病途径是直接作用于细菌本体，细菌很容易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使得抗生素失效，因而不得不频繁地更新换代，而更新后的抗生素依然还会不断地催生出新的超级细菌危害人类。如此用药方式所导致的恶性循环是不可能存在终结的。面对病毒所导致的疾病，由于目前还不存在能够直接杀灭病毒的药物，因而西医临床也就不具备直接杀灭病毒的治疗手段。所以西医临床对于病毒感染性疾病只能提供相应的对症治疗，而不是像治疗细菌性疾病那样有效地直接杀灭致病病毒。因而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瘟病，患者即使被检测出核酸阳性问题，也无法得到西医临床的有效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西医专家借助媒体积极向民众推荐一些[神药]，例如美国的新药瑞德西韦、抗虐疾的老药羟氯奎宁等等。令人困惑的是，西医业界自己也都承认这些[神药]对于新冠病毒的效用有限，而且其毒副作用也不是很清晰，认为无法在临床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一旦大面积使用，必定存在着更多人死亡的巨大风险。一向以“科学”、“严谨”自诩的某些西医专家，明明知道瑞德西韦这类药物杀灭病毒功效的不确定性，为什么还会极力推荐呢？如果说他们是在替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笔者缺乏相关证据；但这种[推荐]至少不符合医学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也是不负责任的，完全丧失了医务工作者的良知。依照西医的学术认知，新冠肺炎的病因是外来的新冠病毒，其临床治疗的靶点就是新冠病毒；可是西医临床又不存在能够有效杀灭病毒的药物，这种极不正常的学术状况显示出西医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完全脱节，其所采用的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也不具备临床治疗的学术意义。面对理论无法指导临床的尴尬现状，某些西医专家无法放下傲慢和虚伪，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其厚颜令人汗颜。他们常常以“自愈”否定中医药的显著疗效，甚至大力吹嘘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的临床效用，忽悠患者说这种疗法是为了让患者“熬”过困难期，以等待其自身免疫功能自我恢复。此情此景令笔者想到《温病条辨叙》中的一段话：他们的治疗，让“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己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对此，人们需要追问的是，对于那些“熬”不过去的患者，数十万条生命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知道，西医临床采用激素疗法、抗生素疗法、吸氧疗法、呼吸机疗法等进行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许多患者或许保住一条性命；但西药的毒副作用正在他们身上逐渐显现出来，令人触目惊心。其中许多西药的毒副作用在年非典时期中就已经被无数案例所证实，但此次瘟疫期的毒性反应则更多；譬如武汉某胡姓医生由于使用多黏菌素B抗菌，导致其头面部、颈部和四肢等部位皮肤变黑，最后依然还是因不治离世。中医学术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在说人体正气充沛之时，邪气无法侵入人体为患；而邪气之所以能够入侵、并伤害到机体，则说明机体的正气虚弱。一般来说，机体正气不是很虚弱者，尽管可能被检测出感染到、或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但他们的身体或许只表现出某些难以察觉的轻微病症；而某些正气稍虚弱的患者，支持疗法（如吸氧等）或许可以帮助到他。客观来说，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等辅助治疗对于部分轻症患者的症状缓解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最终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的关键因素还是人体的正气。西医临床的对症治疗，其实就是人们所常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临床治病思维只是针对疾病的某些个别症状进行对症治疗。譬如治疗冠状肺炎，患者如若出现发热症状，就选择能够控制热度的退烧药治疗；如若出现头痛，就选择能够止痛的药让患者感觉不到疼痛；如若出现恶心呕吐，就选择能够抑制恶心呕吐的止呕药治疗；如若出现腹泻不止，就选择能够止泻的药物治疗……如此等等。即便如此，许多患者依然还是逝去。或许人们会辩解说对症治疗也是在治疗新冠肺炎，因为这种治疗控制住了新型肺炎的某些临床症状。问题在于这些对症治疗不能称作真正的治疗，因为这种控制只是暂时的，根本就没有触及到冠状病毒的本身，也无法阻止新冠病毒对于人体的进一步伤害。临床显示，新冠肺炎患者一旦进入到“黏痰阻肺”的重症期时，西医的上述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根本就无能为力，基本上失去了治疗作用；许多医护人员面对患者临死前凄惨的呼叫和挣扎，常常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痛苦不堪。中国同济医科大学法医系刘良教授通过解剖患者大体观察到，新冠肺炎死者肺部充满白色泡沫状的黏液，这些黏液堵塞了肺泡，堵塞了气道，堵塞了肺间质，堵塞了支气管；就是这些黏液的堵塞，让病人失去肺[司呼吸]的功能，直至最终出现呼吸衰竭而死去。中医理论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在新冠肺炎危重阶段，黏稠的痰液弥漫在患者整个肺部，肺不张而无法[司呼吸]，无法宣发肃降，无法通调水道，直至[肺主气]功能完全消失。由于粘稠的痰液由脾内生，呼吸机无法阻断痰湿的产生；由于“肺主行水”功能障碍，水湿停留肺中不得宣泄，久则炼液成痰，堵塞在整个肺部；由于这种黏痰很稠，使用吸痰机无法起到祛痰的作用；最后患者都被这些粘稠的液体活活地憋死。中医临床认为，新冠肺炎治疗的关键不是对症治疗，而是扶正祛邪，增强机体的正气，应该以帮助身体驱除导致瘟病发生的疫毒疠气作为主要治疗方向。对于重症患者，必须解决壅塞在胸肺部的黏痰问题，单纯地使用吸痰机、呼吸机等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等外在疗法作用极为有限；而增强机体自身的生命力，控制脾生痰湿之弊；恢复肺通调水道的功能，清除壅塞在肺部的黏稠痰液，促进肺[司呼吸]功能的恢复，这些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也是中医临床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疗效的治疗途径。很显然，对于还原论思维的西医业者来说，是难以理解中医这种治病思维的，也是无法做得到的。上述显示，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只是辅助疗法，在临床上不可能起到主要治疗作用。由于西医学术思维存在着上述先天性缺陷，因而决定了其临床无法有效地杀灭新冠病毒，也无法解决黏痰壅肺问题，故而使得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在西医临床所认可的许多[治愈]案例中，患者机体所受到的伤害正在大批地逐渐显现出来，譬如肝脏和肾脏的损伤、某些中枢神经的伤害等等。对于这样一类伤害，西医临床都习惯于将问题归咎于病原体所导致，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矛盾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试想，如若将[痊愈]患者预后的机体损伤依然归咎于新冠病毒，就只能说明西医临床的治愈标准存在缺陷，因为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说明身体不存在相关抗原；所宣布治愈的患者体内既然还存在着病毒继续侵袭问题，那就说明患者身上还有病毒存在，当初并没有被治愈；如若将预后的机体损伤归咎于西药的毒副作用，那就必须重新评估所用西药对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从而决定这些西药是否能够在临床上继续使用。以对症治疗思维指导中医药疗法，不可能达到[药证相符]最高疗效境界某些中西医结合论者也是这样，他们一般都会舍弃中医临床关于[证]的诊断，而代之以西医的检验数据；当他们发现中医药疗法对于检验数据并不具备值得普遍推广的疗效时，他们就会依据对症治疗思维使用中医药疗法。由于其使用中医药疗法不是为着改善患者的病态证型，笔者称其为[伪中医药疗法]。譬如他们在治疗咽喉疼痛时，常常使用“有效药”山豆根消炎止痛；他们在治疗癌症时选择一些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中药充当化疗药使用；他们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立意在清除所突出的髓核，如此等等。究其原因，他们都试图借助中医药疗法进行对症治疗；根本就不懂得[辨证论治]诊治法则在中医临床上的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前者洛杉矶有一位[西学中]的博士导师，他在治疗胃癌患者脘腹疼痛时使用一两延胡索止痛；当患者反映其胃脘疼痛在进药后反而加重时，这位博导立即挥笔用上二两延胡索。笔者以为，该[中医师]是在把延胡索当作止痛西药进行“截断痛感”式的对症治疗，将具备行气活血功效的延胡索错误地用于毒热所致的胃脘灼痛。事实上延胡索既不能阻断神经传导，也无法抑制痛觉中枢，所以起不到止痛片式的止痛作用，即使使用一斤延胡索也不可能缓解患者的胃痛。而且延胡索性温，其对于胃癌的灼痛不但无效，反而还有可能发生[药证相反]的“热热”毒性反应，更加重患者的病情。中西医结合论者摈弃中医的整体调节学术思维，以西医的对症治疗思维指导中医药疗法，是大量中药中毒临床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譬如他们使用龙胆泻肝丸治疗高血压病。龙胆泻肝丸的适应证只是肝胆实热证型，不是高血压病；如若高血压患者身体状况不属于肝胆实热证型，长期使用龙胆泻肝丸必然会损伤患者阳气，最终会导致出现肾衰竭等问题。某些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论者常常不当地使用中药进行对症治疗，譬如他们用何首乌乌须发，使得不少人出现肝损害问题。何首乌虽然具备乌须发功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随意使用；何首乌味苦、甘、涩，微温，其补益精血的功效对于须发早白等病态体征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其性滋腻，较难消化吸收；如若患者素体脾虚，滥用必然会导致湿邪困脾，有可能引发西医所谓的肝损害等问题。中医临床使用何首乌，必须对患者进行相应的辨证论治。如若患者兼有脾虚，就必须佐以健脾化湿类中药辅助治疗；湿去正复，根本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伤肝问题。何首乌饮片中所含的大黄素虽然具有缓泻作用，但何首乌并不等同于大黄素，依据中医用药法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何首乌毒性问题。所以说中药不是西药，中药的使用不是对症、而必须对证，中药的使用只能够遵循“有是证，服是方，用是药”的中医药使用规则。我们还可以以治疗咽喉疼痛为例。导致咽喉疼痛的病机很多，如外感风热、阴虚火旺、热毒蕴结等等；山豆根苦寒之品，善于清热解毒利湿，但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山豆根只适用于实热蕴结所致的咽喉肿痛。如若将山豆根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咽喉疼痛，则会有引邪入内之嫌；如若将山豆根用于阴虚火旺所致的咽喉疼痛，则会更伤机体阴液。这类毒性问题的发生，无一不是辨症论治之误。所以说，中医的学术规律决定临床使用中药时必须进行相关的辨证论治，而不是辨症论治；将中药滥用于对症治疗的结果，常常都会导致中药中毒临床医疗事故发生。一般来说，不具备中医学术思维者对于中药的上述学术指导思维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也无法依照中药的临床使用规则使用中药，只能够依据西药的成分论解读中药，只能够遵循对症治疗思维使用中药；他们的处方实际上都是一些所谓“有效药物”的堆积，根本就谈不上辨证用药，所以他们使用中药很容易出现中医临床所特有的[药不对证]毒性问题。在推行[中西医结合]的六十多年中，由于[药证相反]问题而出现的中药中毒事故频频发生，就连人参、冬虫夏草、鱼腥草这些不含毒性成分的中药也都出现过中毒问题。这些中药本身并不含有西医所认为的[毒性成分]，依据西药成分论指导无法诠释上述中毒问题。上述显示，中药中毒问题多出在[药证相反]的错误用药上，中西医结合论者所摈弃的正是中医临床指导用药的辨证论治学术思维，他们基本上都是依据西医的检验报告开具中药处方，这种做法恰如孙思邈先生所言：“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麤至浅之思，其不怠哉？”其对症治疗用药思维甚至还会导致“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摘自《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先生所论精辟，药不对证如斯，焉有不中毒之理？庸医杀人，古言不虚。不仅如此，针灸领域西化现象更是十分常见。还原论学术思维让他们无法理解经络的学术存在，认为必须找一个相对应的实质解剖器官作为学术依据来认知；因而他们常常采用中西医结合论者所惯用的“套法”，牵强附会地将“经络”曲解为神经、血管、淋巴管、筋膜等解剖学实质器官组织。由于欠缺经络学说指导针灸临床，他们只能用“有效穴”的认知进行针灸进行对症治疗（如用内关治疗心悸，用粱丘治疗胃痛等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中西医结合论者针刺治疗咳嗽时常常会选用尺泽和太渊，将它们当作止咳有效穴使用；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妥当，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两个穴位的学术规范。依据中医学说，尺泽应该用于新咳实证、而太渊应该用于久咳虚证；如若不懂得辨证取穴，同样也有可能出现“虚虚实实”的误治问题。经络学说认为，手太阴为金经，依据本经的子母补泻规则，[虚则补其母]，应该取其土穴太渊补虚止咳；[实则泻其子]，应该取其水穴尺泽泻实止咳。如若依据对症治疗临床思维随意用穴，岂不怠哉？而这只是经络学说中较为一般的学识，使用中医药疗法不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外，他们还依据解剖学“发展”针灸疗法，并由此衍生出所谓的干针、激痛点等诸多名目；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这针那针的，琳琅满目，令人难以暇接。从医学学术规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些针灸治疗依然还是以西医最常用的对症治疗思维作为学术指导。许多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反馈说，这类治疗的临床疗效比较短暂；如同服用止痛片止痛一样，短期有效，过不了多久又会重回原点。医院有一位李新吾教授自称发现了一个“新吾穴”，认为针刺此穴治疗鼻部疾病有着较好的疗效。李教授解释说，他是依据解剖学说发现此穴的。所谓“新吾穴”，其实就是头面深部的蝶腭神经节，李教授借用针刺的方法刺激蝶腭神经节，通过刺激相关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治疗鼻甲、鼻中隔、鼻咽顶等部位疾病。所以说这种对症治疗也只是借助中医针刺的治疗方式而已，笔者称之为[中为西用]，理应属于西医鼻科手术治疗范畴，不属于中医学说。由于中西医结合论者都以西医学术概念取代中医学术理论，他们在临床上诊治疾病时基本上都是遵循西医的模式和标准；虽然他们同样也使用中医药疗法治病，但都只是采用[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等学术思维面对临床，而中医药疗法本身就是为纠正病态证型所设定的，故而他们无法达到[药证相符]的最佳治疗境界。临床显示，只是追求“有效药”和“有效穴”进行对症治疗，是很难获取好的疗效的；中医之[证]绝非临床之[症]，如若[病态证型]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症]的改善只会是短暂的，只能暂时地控制一下某些个别症状而已。当前中医行业所存在的严重西化现象，其突出特征就是对症治疗，而非辨证论治；试想，临床上[证]的学术理念都不存在，谈何[药证相符]？中医临床必须辨证论治在中国瘟病（所谓新冠肺炎）流行初期，由于西医临床缺乏有效的治疗，无法控制疫情的发展，死亡人数节节升高。在此关键时刻，早就摩拳擦掌的中医人奉命介入，全国各地中医师征战武汉，痊愈的病例立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状态，死亡人数也显著下降。客观的临床事实举世皆知，由此也证实了中医临床对于瘟病的防治存在着极大的优势。相对西医临床的对症治疗思维来说，中医临床治病的学术思维主在调节患者机体本身，以促进机体整体恢复健康状态作为主要治疗目的。中医认为从邪正关系来看，疾病的过程，就是人体正气与致病邪气相互争斗的过程，中医临床治疗扶助正气，驱逐邪气，通过增强患者生命的力量驱邪外出。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三百多次瘟疫大流行，基本上都是运用中医伤寒学说的[六经辨证]和温病学说的[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抗疫学术思维进行预防和治疗的。中医临床通过多种不同切入角度的辨证论治来完成机体的整体调节治疗，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瘟疫大流行。中医辨证论治，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所搜集到的各种临床数据，包括症状、以及舌脉体征，通过分析、归纳，辨别出疾病的病因、特性、部位、以及邪与正之间的交争状况，进行中医临床辨证诊断，得出具备某种特性的病态证型，并依据该病态证型进行有效的纠偏治疗。中医的辨证论治学术思维贯穿在中医临床几乎所有的治疗之中。中医“有诸内者，形诸外”理论认为，任何疾病的外在表现（症），在机体内部必然存在着相关的病态证型，通过辨证论治进行整体的纠偏治疗，其外在的病态体征必然会随着病态证型的改善而减轻、乃至消失。这就是《内经》中所说的“治病必求于本”的学术理念。有人说中医也存在[对症治疗]，事实上中医临床的对症治疗与西医不是一回事，必须从属于辨证论治学术思维。我们还是以治疗咽喉疼痛为例说明。中医临床治疗咽喉痛无须死抱着山豆根这味“有效药”，而应该辨证用药。譬如治疗外感风热所致的咽喉痛时，需要使用薄荷、桑叶、荆芥、蝉蜕等一类的疏风解表药；治疗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咽喉痛时，需要使用生地、玄参、罗汉果等一类的养阴降火药；治疗热毒炽盛所导致的咽喉痛时，需要使用山豆根、二花、连翘、黄芩、地丁等一类的清热解毒药。如此等等。如前所述，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是治本，其治疗的目的就是对患者机体进行整体调节，只要患者机体被调节到阴阳的相对平衡状态，不必施用对症治疗诸症就会自行消失；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同病异治”观，也是中医临床根治疾病的独特学术思维。[症]非[证]，证不同，其治当异。由此可见，中医临床的对症治疗必须建立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中医对症治疗的实质也就是辨证论治。或许有人会将许多民间中医所用的[祖传秘方]说成是中医的对症治疗。笔者对此颇不以为然，因为只要属于中医学术范畴，就必然具备中医的学术规律，民间祖传秘方其实也是通过辨证论治而得到的，只是外界对于其所用中药的效用、或者组方的学术规律暂时还不甚了解而已。总之，医学的学术使命之一是治病救人，而不只是为了应付病人。对症治疗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其永远都只是治标一族，绝非主要的治疗手段，更不应该将对症治疗取代主要治疗手段。笔者以为，西医临床在无力治疗病毒性疾病时将对症治疗作为主要治病手段的做法是不符合医学精神的，中西医结合论者追随西医学术思维、将中医药疗法矮化为对症治疗手段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残。我们知道，[症]的学术概念只是疾病的病态体征，只是诊断疾病的临床依据。由于中西医诊断疾病的学术规律不同，[症]在临床上的意义和作用完全不一样。我们还是以新冠肺炎为例说明。目前在西医临床，新冠肺炎的诊断依据是核酸检测的阴阳属性结论，无论有症无症，只要机体内存在着新冠病毒抗原，核酸检测就会呈现出阳性反应，西医临床就可以据此确诊为新冠肺炎。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的相关病态体征在西医临床诊断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也就说明对症治疗在西医临床并不存在实质的治疗意义；因为无论患者有症和无症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核酸检测的阴阳属性结论；其疗效的认定也都取决于观察检验数据改善与否，而不是对症治疗所得到的某些局部症状上的改善。依据西医的学术思维，核酸检测阳性结论说明患者体内存在新冠病毒抗原，而且如若患者体内残存有新冠病毒的相关碎片，其核酸检测同样也会呈现出阳性反应；而且临床还存在核酸检测中咽拭检验和肛拭检验结果相反等现象，这些现像显示着核酸检测诊断的准确率存在着一定的不可靠性。上述显示，面对新冠肺炎，由于目前还不存在能够有效杀灭病毒的药物，西医临床对于病毒抗原无法进行有效的清除，相关的对症治疗无法起到治愈的效用；而且其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对于新冠肺炎重症期黏痰壅肺所导致的窒息起不了治疗作用；此外，西医临床对于新冠肺炎的诊断也存在着准确性问题，再加上药物所导致的毒性反应较为严重……；如此等等，在新冠肺炎的临床诊断和治疗中，充分地显露出了西医学术上的不足和缺陷。中医对于疾病的诊断思维是[有症即为病]，中医临床通过广泛地收集患者的病态体征，为下一步进行辨证论治提供学术依据。中医临床之[症]归属于病态证型，其治疗主要是针对[证]的调节，不是离开[证]而专门治疗[症]，所以中医临床的诊治特色是辨证论治。西医临床所说的新冠肺炎，中医称之为瘟疫，运用伤寒论和温病学说进行相关辨证论治，能够将其治愈而不遗留后遗症。中医临床诊断疾病的结论是病态证型，所以中医临床治病主要是通过辨证论治来纠正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其疗效则主要观察患者的病态证型是否得到纠正、以及临床病态体征是否随着病态证型的改善而消失。如若消失，则说明[药证相符]，治疗成功；如若尚未消失，则说明[药不对证]，须得重新进行辨证论治。总而言之，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只能起着辅助治疗的作用，不能当作临床主要治疗手段。[症]为[证]之末，中医临床只要能够谨守辨证论治法则，就无须对症治疗而症可自愈，不可舍本求末。也正是因为中西医学术规律上的上述这些差异，人们才会说“中医治本，西医治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