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们是“悦读悦享”

绘本和儿童阅读的疯狂热爱者和沉静思考者

劳动节没有劳动，情人节没有情人，圣诞节没有圣诞老人，至少，儿童节还能做一天的孩子吧。

胡适《我的母亲》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国，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尽于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莱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呜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岭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役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宇，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商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西撒些秋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士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担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我的蟋蟀们！Ad，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老舍《老舍自述》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

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什么样子。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但是，从我一记事儿起，直到她去世，我总以为她在二三十岁的时节，必定和我大姐同样俊秀。是，她到了五十岁左右还是那么干净体面，倒仿佛她一点苦也没受过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为举止大方，并显不出矮小。她的脸虽黄黄的，但不论是发着点光，还是暗淡一些，总是非常恬静。有这个脸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乱看的眼珠儿，谁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气，不会有一点坏心眼儿。乍一看，她仿佛没有什么力气，及至看到她一气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难断定：尽管她时常发愁，可决不肯推卸责任。

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绞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像要到海南岛去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换了几百钱。

林语堂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安排诵诗

童年，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结果常令我自觉地和故意地一心想念着有些特殊甜美的时光。直迄今日，那些甜美的时光还是活现脑中，依稀如旧的。记得有一夜，我在西溪船上，方由坂仔（宝鼎）至漳州。两岸看不绝山景、禾田，与村落农家。我们的船是泊在岸边竹林之下，船逼近竹树，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我躺在船上，盖着一条毡子，竹叶摇曳，只离我头上五六尺。那船家经过一天的劳苦，在那凉夜之中坐在船尾放心休息，口衔烟管，吞吐自如。其时沉沉夜色，远景晦冥，隐若可辨，宛如一幅绝美绝妙的图画。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而喧闹人声亦一一可闻。时则有人吹起箫来，箫声随着水上的微波乘风送至，如怨如诉，悲凉欲绝，但奇怪得很，却令人神宁意恬。我的船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此情此景，乐何如之！美何如之！那时，我愿以摄影快镜拍照永留记忆中，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一幅天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夜；将来在年长之时回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尚有一个永不能忘的印象，便是在厦门寻源书院最后的一夕。是日早晨举行毕业典礼，其时美国领事安立德（JulanArnold）到院演说。那是我在该书院最后的一天了。我在卧室窗门上坐着，凭眺运动场。翌晨，学校休业，而我们均须散去各自回家了。我静心沉思，自知那是我在该书院四年生活之完结日；我坐在那里静心冥想足有半点钟工夫，故意留此印象在脑中以为将来的记忆。我不能详述我的童年生活，但是那时的生活是极为快乐的。那是稍为超出寻常的，因为我们在弟兄中也不准吵嘴。后来，我要尽力脱去那一副常挂在脸上的笑容，以去其痴形傻气。我们家里有一眼井，屋后有一个菜园，每天早晨八时，父亲必摇铃召集儿女们于此，各人派定古诗诵读，父亲自为教师。不像富家的孩子，我们各人都分配一份家庭劳作。我的两位姊姊都要做饭和洗衣，弟兄们则要扫地和清除房屋。每日下午，当姊姊们由屋后空地拿进来洗净晾干的衣服分放在各箱子时，我们便出去从井中汲水，倾在一小沟而流到菜园小地中，借以灌溉菜蔬。否则我们孩子们便走到禾田中或河岸，远望日落奇景，而互讲神鬼故事。那里有一起一伏的山陵四面环绕，故其地名为“东湖”，山陵皆岸也。我常常幻想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出此四面皆山的深谷中呢。北部的山巅上当中裂开，传说有一仙人曾踏过此山，而其大趾却误插在石上裂痕，因此之故，那北部的山常在我幻想中……

茅盾从小“文学迷”

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

但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着名文学家。

林徽因早熟骗走了她的童年

林徽因是父亲林长民和母亲何雪媛结婚八年后的第一个孩子。年6月10日，徽因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祖父寓所。她是祖父长子的头生孩子，又是个女孩。祖父听说孙女出生的消息非常高兴，喜悦地吟诵出：“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因此为她起名为徽音。老人的意思，大概是要林徽因继承美德，再引出孙儿满堂吧。徽音改名为徽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她那时候经常发表作品，与另一个男性作者重名，所以改名为徽因。

林长民和许多同时代有抱负的青年一样，在徽因2岁那年，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当时徽因很小，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却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在徽因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长年不在家的人，父亲的含义就是一封封从日本邮寄回来的信札。信都是写给祖父母的，自己和母亲就是那最后的一句问候。

上天给了林徽因一个十分优秀的父亲，为她安排的母亲却是一名极平凡的女性。林徽因的生母叫何雪媛，她的头脑像她那双裹得紧紧的小脚一样，守旧，甚至有点畸形。她出身于嘉兴的一个商人家庭，14岁嫁给林长民做了妾。林长民才华超群，风流儒雅，善诗文，工书法，可她却是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她不懂琴棋书画，也不能操持家务，所以也就得不到公婆和丈夫的欢心。孩子的接连夭折，让公爹难免有断后之忧，由此引起的不满当然不言而喻。或许是林长民长年在外的缘故，林家看来相当克制，许久没有考虑再添妾。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的林徽因，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幼年的林徽因和一群表姐妹住在祖父的大院里，她喜欢和表姐妹们在一起读书玩耍。她的启蒙教育落在同住一起的大姑母身上，大姑母出嫁后依然常年住在娘家。几个女孩在一起，有的时候好得像一个人，有的时候又闹得不可开交，大姑母总是任由她们打闹。林徽因异母弟林暄曾回忆：“林徽因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大姑母为人忠厚和蔼，对我们姊兄弟亲胜生母。”

5岁的林徽因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林徽因是旧式家族庶出的大小姐，来自族人的倾轧与磨难成为她的必修课。在失宠的母亲之外，她需另寻可倚重的亲情依靠。这位姑母弥补了林徽因母亲性格、文化方面的不足。林徽因很有灵气，大姑母经常夸奖她聪明灵秀，一起读书的几个姐妹中，徽因年龄最小，最贪玩，上课时候也不注意听讲，可是她却总是背书背得最好的。此时林徽因的天地有如祖父的庭院一般阳光灿烂。

徽因6岁的时候，出了水痘，按照老家的说法，这叫出“水珠”。她期盼着有人能来后院，不是她感觉到孤独，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她自己出“水珠”。她竟然不像许多孩子那样感到难忍的病痛，也不觉得这是病，她喜欢水珠这个名字，所以因为这个病多了几分骄傲和神秘。后来徽因回忆说：“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这异乎寻常的感受已显露出她天性中的艺术气质。

父亲时常在外，只得留林徽因在祖父身边。她是个聪颖的女孩子，因此深得祖父、父亲的喜爱。她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平时，祖父经常给她讲这样那样的故事。她6岁开始为祖父代笔，给父亲写家信，成为祖父与父亲之间的通信员。

徐志摩头大到尾的顽皮孩子

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而尤其是那个头大尾巴小（当时志摩长得头大身体小），戴金丝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文起来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这是作家郁达夫在志摩去世后的悼念文章《志摩的回忆》中，对中学时代徐志摩的一段回忆文字。当时，郁达夫与徐志摩是同级同班，而且住在同一宿舍。同住的还有志摩的表兄沈淑薇。

那时，十四岁的郁达夫刚刚从富阳转入杭州府中，一个久居乡下的少年突然来到省府城市，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可怕的，在课堂上、宿舍里自然也都战战兢兢，“同蜗牛似的蜷伏着，连头也不敢伸一伸”。

但和少年郁达夫的畏缩、羞怯相反，当时的徐志摩却尤其活泼好动，伶俐顽皮。在课堂上或宿舍里，他总是和另一个同学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喜欢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些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中学时代志摩的活泼好动在性情内敛的乡下少年郁达夫的眼里，或许有因性格反差而致的夸张成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郁达夫的文字里看出志摩年少时的热情活跃、喜好引人注目、努力成为人群中心的脾性，其中包含着优等生所常有的那种自我优越感。

曹禺《童年锁忆》

我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石，这是按着我父亲的字排下来的。我父亲叫万德尊，字宗石。还是在湖北省潜江县的时候，万家是个大家族，人口很多，但数我们这一房最穷了。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家境贫寒。父亲考进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每月有四两银子的津贴，他还得把一半银子寄回家中，接济家用。清朝末年，政府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去，我父亲选了这条路。那时，一般人是不愿意出洋的，只有那些经商的才敢去冒这个风险，就像《镜花缘》里的林之洋那样。我父亲决心去日本，去闯一闯，显然是把它看成是一条能光宗耀祖的道路。他被分配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他和军阀阎锡山是同学，即使在日本，也是相当早的毕业生了。我父亲毕业回国后，曾经当过师长，做了一个小军阀，但是，他为人胆子很小，又从来没有打过仗，加上他读书较多，便更像是个文人，四十多岁，他就不做事了，经常找几个诗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写点诗文。

我的家庭人口不多。我父亲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我的姐姐和哥哥是第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我的母亲生我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得的是产褥热，那是不治之症。我的第三个母亲和我的生母是双生的姐妹。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是自命清高的，“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四十多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时才睡觉，傍晚才起床。每当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地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但是，这倒有一个好处，使我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我的住房很宽敞，家里房间很多，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还有一座小楼，也有许多房间，阔气得很，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说起来也令人奇怪，我父亲却常常对我说：你是“窭人之子”啊！“窭人”，是文言，也是湖北家乡话，就是说，你是个“穷人的儿子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父亲总是教训我要如何自立、如何自强，他让我千万不要去做官，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因此，他总是劝我去做医生。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我的英文学得不好，生物也学得不好，考了两次协和医学院都没有考上。可见，人生的道路，有时并不是靠主观意志所能安排的。我想，我父亲的那些话，对我萌发出一种贫富之间是不平等的观念，或许多少有些关系吧！

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亲非逼着我做诗。我哪里会写诗呢？想了许久，蹩出两句诗来：“大雪纷纷下，穷人无所归。”这叫什么诗呢？可是父亲却夸奖说：“不错，很有些见解。”现在回想，家里住着暖暖的房子，吃着火锅，能这样写，实在“难得”！其实，这也不离奇，公子哥儿从没有尝过穷人受苦的滋味，也能说这样的话。当然，寻根溯源，找个道理也行，从什么地方我得到这样一种感受呢？那时，我家里有个保姆，叫段妈，陪着我睡觉。有时，睡不着，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告诉我她丈夫是怎么死去的，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这些悲惨的事情。她的孩子死得很惨，身上长疮，疮上都是蛆，硬是疼死了。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好的保姆，真像一个人一生的启蒙老师；鲁迅的童年，长妈妈就给了他许多教益。我少年时候，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钱钟书“小吃货”

钟书在他父亲的教导下“发愤用功”，其实他读书还是出于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搬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

我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件补考的事，《围城》英译本《导言》里也提到。

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张爱玲“个性少女”

张爱玲出生於旧中国曾经地位显赫的官宦家庭里。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着名清流派的代表，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父亲一身遗少作风，染有弄花捧月之恶习，因而夫妻不和。她的母亲是南京黄军门的女儿，曾经留过洋。张爱玲生长的这种家庭，既给了她得天独厚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修养，又使她形成敏感而又冷漠、孤僻而又实际的性格。张爱玲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作家天赋。三四岁时，母亲就教她吟诵诗词。聪颖的她，一首诗词念不了几遍就会背诵。她读古典诗词有很好的悟性，读一首小诗往往能心有灵犀仿作一首。7岁左右张爱玲就能写小说了，看她那信手“涂鸦”之作，往往叫父母亲乐得手舞足蹈。小爱玲9岁那年的一天，她信笔画了一幅漫画，母亲说好，父亲也说好。她把漫画投给了报社，几天以后，从报社寄来了5元钱稿费，她高兴得跳起来。爸爸妈妈说：“这些钱就随你支配吧。”小爱玲兴冲冲地跑到商场，她买来了一枝丹琪唇膏，真叫父母亲哭笑不得。张爱玲上中学时，文才已充分显露出来了。她所在的学校是上海玛利亚女校，当时的学校有一种文学校刊叫《国光》，张爱玲经常在校刊上发表小说、书评和论文。其中有一篇《霸王别姬》写得悲壮豪迈、慷慨激昂，直令许多男儿叹赏，其文辞灿烂，也令许多文豪赞叹。

齐白石从识字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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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我两岁。四年（一八六五）我三岁。这两年，正是我多病的时候，我祖母和我母亲，时常急得昏头晕脑，满处去请大夫。吃药没有钱，好在乡里人都有点认识，就到药铺子里去说好话，求人情，赊了来吃。我们家乡，迷信的风气是浓厚的，到处有神庙，烧香磕头，好像是理所当然。我的祖母和我母亲，为了我，几乎三天两朝，到庙里去叩祷，希望我的病早早能治好。可怜她俩婆媳二人，常常把头磕得“咚咚”地响，额角红肿突起，像个大柿子似的，回到家来，算是尽了一桩心愿。她俩心里着了急，也就顾不得额角疼痛了。我们乡里，还有一种巫师，嘴里胡言乱语，心里诈欺吓骗，表面上是看香头治病，骨子里是用神鬼来吓唬人。我祖母和我母亲，在急得没有主意的时候，也常常把他们请到家来，给我治病。经过请大夫吃药，烧香求神，请巫师变把戏，冤枉钱花了真不算少，我的病，还是好好坏坏地拖了不少日子。

蓝鲸妈妈和小蓝鲸，遨游在书的海洋，我们是悦读悦享

万名绘本妈妈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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