膏方，《中国药典》定义为饮片用水煎煮，取煎煮浓缩液，加炼蜜或糖(或转化糖)制成的半流体制剂。

中医用膏方，由来已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部医学方剂书中记有药方的共有4部，分别是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五十二病方》，战国时的《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这些古医书，是已发现的我国最古的医方，离今天已有年左右的历史。

其中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膏剂有30余方，制作时加用膏糊剂而称为“膏之”。

胶的入药在书中出现4次，多是与他药配成剂型应用，但用的是白胶还是阿胶未详。

大约此时只有一种，故文中只称为“胶”。

《养生方》和《杂疗方》两书中记载用蜜或枣膏制丸的药方，所谓枣膏就是用煮烂的大枣捣烂成泥状物，在《养生方》中又称“枣脂”，俱为后世膏方之滥觞。

《神农本草经》说：“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凡称膏者，一般含有动物类药，但亦有用枣肉等烂如腻膏之物的。

而“煎”的范围较广，凡煎煮黏稠度较高的药物，如蜜、酥、饴糖、滋腻药汁、枣膏、动物脂肪及皮骨等都可称为“煎”。

除了《内经》上记载的豕膏、马膏以外，仲景的《金匮要略》中的“煎”，与膏方的制作十分近似。

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篇中的大乌头煎（乌头、蜜），《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猪膏发煎（猪膏、乱发），其制法类似现代一般制膏滋方的方法，这也是膏滋方内服的最早记录。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多处记载膏剂内容，其中鳖甲煎丸就是先以酒液煎煮，然后煮令烂如胶漆，再加入部分药粉制成丸。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诸膏方制剂一般是用苦酒（即醋）与猪油作溶剂，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患病处，又可内服，如黑膏（由生地黄、豆豉、猪膏、雄黄偻、麝香等组成。功能清热解毒，活血散结）。

中医迄今所记最早的滋补性膏方，是南北朝时陈延之的《小品方》中记载的单地黄煎（生地黄）。陈延之的《小品方》早佚，其佚文散见于《外台秘要》、《医心方》中。日本发现《经方小品》残卷。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膏方的制剂与给药途径与《肘后备急方》大体相同，但《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别“煎”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如卷十六的地黄煎（生地黄、荆沥、竹沥、酥、生姜汁、人参、天门冬、白茯苓、酒蒸大黄、姜汁炒栀子）煎，是一首滋养胃阴，并清虚热的膏方。

又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金水膏，功能润肺化痰，以生地黄、麦门冬、山药、天门冬、紫菀、玉竹、款冬花、白芍药、百合、茜草、知母、广陈皮、川贝母等水煎去渣后浓缩，加炼蜜收膏。

《备急千金要方》之苏子煎，以紫苏子、白蜜、生姜、生地黄、杏仁等药捣碎、取汁、去渣，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功能为养阴润肺、降气化痰。

明代王焘的《外台秘要》载“古今家煎方六首”：

①广济阿魏药煎方：阿魏、豆蔻仁、生姜、人参、甘草、鳖甲、藕汁、诃黎勒、牛膝、白蜜、地黄汁。

②鹿角胶煎：鹿角胶、紫苏子、生地黄、生姜、黄牛酥、白蜜。

③蒜煎方：蒜、牛乳、牛膝。

④地黄煎：生地黄、甘草、豉心、葱白、牛酥、藕汁、白蜜。

⑤小品单地黄煎：生地黄。

⑥近效地黄煎：生地黄汁、麦门冬汁、生姜汁、紫菀、贝母、款冬花、炙甘草。

这些煎方与现代膏滋方几乎一样，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

宋金元时期的膏方，基本沿袭了唐代的风格，用途日趋广泛。

如南宋时洪文安的《洪氏集验方》收载的“琼玉膏”（生地黄、茯苓、人参、白蜜），是一首著名的膏方，时至今日，仍广为沿用。

一般来讲，唐代以前称膏者，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作用以治疗为主；称煎者多作内服，除用于治疗外，亦已作为药饵补剂，用于养生。到了宋代，膏、煎之分已不甚明确，而煎则逐渐为膏所代替。

如《洪氏集验方》引申铁翁方之琼玉膏，以人参、生地黄、白茯苓、白蜜、糖精制成，功能为补虚健脾，益气生精。

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自然流传下来，如《圣济总录》之栝楼根膏，以生栝楼根和黄牛脂共同制成，功用为养胃生津。

此时，膏方已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上述两方均以滋养为主。

而宋代医家许叔微用治失眠和疮疡肿毒的宁志膏、国老膏则明显以治疗为主。

宁志膏以党参、枣仁、辰砂、乳香共为细末，炼蜜成膏，功能为宁心安神。

而国老膏则是以甘草浸泡，熬煮，去渣，收膏而成，功效以清热解毒缓急为主。

膏方发展至明清时期进入成熟阶段。

如《景岳全书》的二阴煎，以生地黄、麦门冬、酸枣仁、生甘草、黄连、玄参、茯苓、木通、灯芯草（或竹叶）水煎服，功能为养阴清热，宁心安神，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惊狂失志诸证。

而膏剂逐渐偏向补益，膏滋备受朝野欢迎，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加以辨证处方，调治体弱之人，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

由于疗效显著，膏方不断得以发展，成为中医药剂的一大剂型。

尤其是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所载通声膏，以党参、桂心、五味子、款冬花、石菖蒲、竹茹、木通共研粗末，熬透去渣，加入杏仁液、酥、蜜、姜汁、枣肉，再煎收膏而成，功用为补气润肺，化痰利窃，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胸中满闷，语声不出证。

其他如明代《景岳全书》所载的两仪膏，也很著名。

在其“治形论”思想指导下，取人参，熟地，水煎2次，取浓汁加白蜜收膏，以气血双补，形气兼顾，专治气血两亏，嗜欲劳伤，胃败脾弱，下元不固诸证。

明代方贤著的《奇效良方》，汇集宋明医方之精华，收载膏方甚多，如补精膏、黄精膏等。

膏方到了明代的缪希雍，他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记载了其许多临证心得，验案及效方。

卷四为炮炙大法，末附用药凡例，对丸、散、汤、膏的制法和适应证，以及煎药及服药法等，都一一作了归纳性论述。

《炮炙大法》谓：“膏者，熬成稠膏也。”明代朱谟著《本草汇言》二十卷，内载柿饼膏等多种膏方，并详细说明膏滋制备和服用方法等。

韩天爵著《韩氏医通》二卷，收录有“霞天膏”，治沉疴痼疾等。

霞天膏源出自朱丹溪“却疾养寿”的倒仓法，以黄牛肉为主要原料，可治“瘫、劳、虫、癞”等顽疾，有推陈致新、扶虚补损之功。

王纶认为牛肉乃借补为泻，病去而胃得补。

韩懋将牛肉制成霞天胶，缪希雍又将霞天膏加入橘皮、茯苓、紫苏子、川贝、半夏、苍术等制成霞天曲，治疗积热痰结。

滋补性膏方的大家，是洪基、龚廷贤。

此二人是明代末年的食疗养生家，洪基用20年时间，广泛收集抗老方剂约万首，将“最神奇最切用”之丸、散、膏、丹汇集一书，著《摄生总要》，从壮阳填精法立论，纂辑了诸如“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老膏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

另外，钟惺著《饮撰服食谱》，载有长生神芝膏、六龙御天膏、七元归真膏等多种膏方。

龚廷贤著《寿世保元》谓：“膏者，胶也。”该书集抗老膏方多则，如“茯苓膏”、“银杏膏”等，临床常用，亦多佳效。

膏方发展到清代，最具参考意义。

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张氏医通》的二冬膏、集灵膏等。

二冬膏取天门冬、麦门冬各等份，水煎浓缩，加白蜜收膏，噙咽。功能为养阴润燥，润肺止咳，治肺胃燥热，症见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等。

集灵膏曾对中医学术史上甘寒养阴法有过重要影响，方取生地黄、熟地黄、麦门冬、人参、枸杞子，水煎去渣，加炼蜜慢火收膏。

功能为滋养肝肾，益气生津，治燥咳痰黏，劳嗽咯血，或头晕目眩、视力减退、腰酸肢软等。

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中载有数则膏方医案。

如《叶氏医案存真》卷一，载录其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取培实孔窍法，方用熟地黄、枸杞子、藕汁、河车胶，紫石英、甘菊炭、茯苓、人乳粉，熬膏下用蜜。

卷二，载录其治李去生咳甚哎血吐食之症，除日常标本兼治外，并提及“临晚进膏滋药”，以人参、熟地黄、远志、甘草、绵黄芪、茯苓、桂圆肉、归身、五味、枸杞子，照常法熬膏，不用蜜收，白水调服。

《医宗金鉴》里收集多种名医膏方。吴尚先著《理瀹骈文》，载有内服膏方，但为数不多。

吴氏制方，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指出：“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以及理中、建中、调中、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为常用之方也。”

王孟英著的《随息居饮食谱》载“玉灵膏”，费伯雄著《食鉴本草》载“莲肉膏”等。

此外，《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

从顺治帝始，膏滋方在慈禧光绪年间所用甚多，《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中载内服膏滋方共28首，从中可以看出清宫运用膏滋方的特点，使用面广，数量繁多，制作考究。

如理脾和胃除湿膏、理脾养胃除湿膏、理脾和肝化湿膏、调肝和胃膏，切中病机，是“一人一膏，一病一方”的范例。

另有各类效验医方，如养阴调中化饮膏、调中清热化湿膏等。

从膏方临床辨证使用上，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晚清名医张聿青的《膏方》一卷，此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

张聿青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版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

虽然膏滋多以补益之品为主组成，然而张氏对每以补益上品汇集成方的俗套级为反感，强调运用配制膏方尤应着意于辨证。

张氏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

时至近代，膏方续有发展。

历史悠久的中药店，如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上海雷允上、童涵春店等均有自制膏滋，如首乌延寿膏、八仙长寿膏、葆春膏、参鹿补膏等，制合方法，皆有其独特之长，在临床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许多著名老中医，均有配制和应用膏滋防治疾病的经验体会，尤其是秦伯未老，在运用膏方上卓有成效。

其他如蒲辅周老，在调理慢性病时，很喜欢用膏丸缓图，临床治验甚多。

近代名家丁甘仁亦擅长以膏论治。

还有颜德馨老，其撰膏方真迹首，在医界和病人中享有一定的声望。

我们学习、使用、研究膏方，最重点的是要研究秦伯未先生的思路经验。

秦伯未先生是集古今膏方学之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谓孔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

意思是如奏乐，以钟发声，以磬收乐，集众音之大成，现在常用来形容在某方面精通渊博超出一般的人或事物。

魏晋时期的曹植文采极高，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

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

清代名士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评价曹植是“譬人伦而有周礼”。

我想，秦伯未先生就如是，近百年之一人也！

秦伯未先生（—），原名之济，号谦斋，江苏上海人，出身儒医世家，自幼酷爱文学和医学。

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名医丁甘仁门下攻读中医。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上海同仁辅元堂应诊，以治内科杂病见长，对虚痨痼疾尤精。

年先生与王一仁、章次公、王慎轩、严苍山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务长、院长。

年，创办中医指导社，主编《中医指导丛书》、《中医指导录》杂志，开展学术交流，先生之祖父笛桥、伯父锡田、父亲锡祺，均通儒精医。耳濡目染，先生自幼即酷爱文典医籍，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涉猎。

秦伯未先生尝谓：“膏方者，盖煎熬药汁成脂液，而所以营养五脏六腑之枯燥虚弱者，故俗亦称膏滋药”。

秦伯未先生运用膏方，有“四机”。

“膏方四机”就是“消长之机，济补之机，开阖之机，调燮之机。”这是秦伯未先生的膏方总结之语。

年，高龄而身患多病的上海名医董漱六先生从书橱中捡出旧著，于年拜秦伯未先生为师后起，整理秦氏旧著，

并于年冬起连续在《中医杂志》刊选秦伯未先生膏方16案，归纳肺脾肾，“心肝病次之”，内妇外“杂病诸疾”为多，

这就是现今世传的《秦伯未膏方集》的由来此书由著名金石大家钱君匋题籤，本书可以说是研究、使用膏方者必须阅读。

秦伯未先生的膏方“四机”，可以深刻探究，大致意思是：

消长之机，

《后汉书·党锢传赞》：“兰莸无并，消长相倾。”

《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

一日之中昼夜阴阳有其消长节律，而人体的阳气亦随着这种节律而消长。于是在生理上，则“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

在病理上，则可以出现如“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不同变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以清早阳气生发，病气便衰退，则使人精神爽慧；中午阳气旺盛，正气胜于邪气，病情趋于安定；傍晚阳气开始衰退，邪气渐长，于是病情加重。

夜半阳气潜藏于内脏，邪气独居身形，所以病情更重。这种变化既与人体本身阳气的昼夜消长变化密切相关，更与自然界阳气的昼夜消长变化密切相关。

济补之机，

《楚辞·屈原·涉江》说“济乎江湖。”唐·李白《行路难》说：“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里有同舟共济、帮助、救助的意思。

补，本意是修补、整修破旧的东西。唐·杜甫《佳人》说：“牵萝补茅屋。”还有补充、填补、补充的意思。

《黄帝内经·素问》里说，“虚则补之，实则泻之”。

《黄帝内经》是医书，也是哲学书，事实上，中医和中国哲学从来都不分彼此。

“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和《老子》里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一脉相承。

济补之机，就是帮助、救助、扶助和补益。

开阖之机，“开阖”是开启与闭合的意思，如《老子》：“天门开阖，能为雌？”此外，还有“开辟”的含义。

《汉书·礼乐志》：“参侔开阖，爰推本纪。”颜师古曰：“开阖，犹开辟也。”宋代诗人陆游《日出入行》：“吾闻开阖来，白日行长空。”

明代的名士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四中说：“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这里的“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用来形容秦伯未先生的辨证施治要求周全和多视角，还是很贴切的。　

调燮之机，

“调燮”，是调和阴阳。

唐代颜舒在《刻漏赋》中说：“罢衣裳之颠倒，配皇极而调燮。”还有调养、调理的含义。

如金代朱之才在《卧病有感二十韵》中说：“齿发久已疏，又复失调燮。”

宋代陆游有诗《冬夜作短歌》：“衣裘视寒暖，日夜自调燮。”

《尚书·顾命》上说：“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是说燮和天下，就能使国家协调和平。

秦先生这里用调燮，调和阴阳来说明膏方的协调和平，和谐、协调作用。

秦伯未先生说过，膏方之制定应遵循辨证论治之法度，针对患者的疾病性质和体质类型，经过深思熟虑，立法力求平稳，一人一方，辨体用药，并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合理选用道地药材组方，进而规范制作，方能达到增强体质、祛病延年的目的，不能有任何偏差。

若偶有疏忽，与病情不合，不能竟剂而废，医家与病家皆遭损失，故开一般处方易，而膏方之制定难。

指出“膏方则大剂补益，服饵必一二月，设非深思熟虑，必使偾事，尤为难之又难，慎之又慎”。

秦先生生前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而且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辨论就不须再辨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秦伯未先生认为：“无论是外感和内伤，外因和内因，都是通过脏腑后发生变化”，即“所有病症，包括病因、病机在内，都是脏腑生理、病理变化的反映”，

而“药物的功效也是通过脏腑后才起作用”的，

可以说“临床上辨证施治归根到底都是从脏腑出发”，所以验证“必须重视脏腑发病及其用药法则”。

关于脏腑发病和用药法则，秦伯未先生也作了深入研究。

在脏腑发病方面，如《内经》所云“五脏所主，五脏开窍，五脏化液，五脏所恶，五脏变动，五脏所病”等，明确地指出了脏腑的生理、病理及与形体的关系；在用药法则方面，

如“《本草纲目》序例里叙述了《五脏五味补泻》和《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本草分经审治》以脏腑为纲，更具体地指出了药物对脏腑病变的使用”。

基此，秦伯未先生还归纳了判断具体病证脏腑病位的几种线索，

即：“一关于本脏的体用性质，包括本身的变化，如肝藏血，以血为体，以气为用，性主升发，宜条达舒畅，及肝用太强，气盛化火，血虚生热生风等；

二关于本脏与形体各组织器官的联系，包括经络循行部位，如肝主筋，开窍于目，爪为筋之余，及肝脉循胁肋、少腹，络前阴，冲脉隶属于肝胃等；

三关于本脏同其他脏腑的关系，包括奇恒之腑在内，如肝与胆为表里，与心、肾相生。”

秦伯未先生临证善于抓取主症，搜罗兼症，以主证为线索，以兼症作佐证和鉴别，全面综合，条分缕析，以逮其时其病之症结，综合病机，善析病机，故其立法处方无不紧扣。

所以我们说，斯立法于此，取效之秘，亦在于此耶。

兹举四个案例，借以说明秦伯未先生的“四机”：

1.某男，医院确诊为“肺癌”，

形体消瘦，精神委顿，懒于言语，面色青黑，眼睑、颈项部结肿胀，肿处皮肤不变色，胸部常有压迫感，动则气喘、咳嗽，痰量不多，鼻涕及痰液中常有血丝，口干舌燥，纳食无味，心慌心悸，夜寐多梦，大便无论干稀均感排出困难。脉沉细弱，舌光无苔。

经化疗后，白细胞下降。治当扶正祛邪，

处方：西洋参、别直参各30g，冬虫夏草60g，紫河车60g，清灸黄芪90g，川百合90g，白茯苓90g，怀山药90g，生薏苡仁90g，南北沙参各60g，天麦冬各60g，五味子60g，川浙贝各60g，大熟地90g，仙鹤草60g，橘白络各30g，墨旱莲60g，灸僵蚕30g，生牡蛎60g，京玄参60g，上药浸透，脓煎2次，滤汁去渣，再加驴皮胶60g、鹿角胶60g、鳖甲胶60g、冰糖g，文火收膏。

每日早晚空腹时用开水冲服1汤匙。

经服用一个冬季后，诸症明显好转，精神振作，稍动而不喘，咳嗽大减，痰中已去血丝，纳增眠安，白细胞也有回升。此为济补之机。

2.某女，患胸膜炎，经用小陷胸汤加减治愈。

入冬以来，又作咳嗽，痰多腻色白，气喘，精神困顿，纳食不佳，睡眠梦绕，大便较干，隔日1行，脉象沉滑，舌质淡，舌苔白腻。

治拟调补肺肾，佐以健脾助运。

处方：西洋参、生晒参各30g（均另炖汁，冲入收膏），蛤蚧2对，冬虫夏草30g，核桃肉90g，棉黄芪90g，云茯苓90g，蒸于术90g，全当归90g，全瓜萎90g，甜杏仁90g，川厚朴60g，灸紫苏子60g，灸远志45g，干菖蒲45g，灸百合90g，陈皮90g，半夏60g，沉香15g，山药90g，川浙贝各90g，灸鸡内金90g，大红枣60g，上药浸透，浓煎2次，滤汁去渣，再加龟甲胶g、鹿角胶g、冰糖g。文火收膏。

每日早晚空腹服时用开水冲服1汤匙。药后，老人竟豁然而愈，依旧能操持家务。此可为消长之机。

3.绿洲兄，年12月2日。

命火衰微，不能生土，脾阳委顿，不能化湿，为水肿之主因。叠进温运，继服温补，大邪得解，正气亦复。此王冰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譬之阳光朗照，阴霾自散也。

刻诊脉缓舌净，饮啖颇健，体力渐充，乘兹冬令闭藏，再予甘温之属，膏以代煎，即侯明正。

处方：别直参30克（另炖汁，冲入收膏），黄芪（水炙）90克，熟附片45克，野于术90克，云茯苓克，水炙甘草15克，淮山药90克，炒当归45克，甘枸杞45克，炒熟地90克（砂仁24克拌），大芡实克，煨益智30克，破故纸45克，川厚朴24克，白蔻仁（杵）24克，炒枳壳45克，淮牛膝60克，陈木瓜45克，炒泽泻90克，广陈皮45克，焦苡仁克，大红枣克。上味浓煎两次，滤汁，去渣，再加龟鹿二仙胶90克，驴皮胶克，文火收膏。此为调燮之机。

4.脾肾久亏、阴精耗损案王大兄，年12月4日。

肾为水火之窟，脾属至阴之性，水之于下，则为溲夹精丝，腰骨痠疼，阳虚于中为腹内苦冷，衣薄益甚，凡此皆衰老之象也。

惟肾脏之精，全赖后天之生化，脾胃之健，半属命门火之温养，盈亏互伏，消长相关，为尽揆度，推求根源，治当滋阴而兼扶其阳，培土而兼益其气，膏滋代煎，痊愈可待。

处方：炒熟地90克，砂仁24克，山萸肉45克，淮山药90克，海党参90克，清炙草15克，炮姜炭12克，土炒当归45克，炒杜仲90克，甘枸杞45克，菟丝子60克，补骨脂45克，川断肉90克，金毛狗脊（炙）90克，金樱子45克，大芡实20克，建莲须24克，煅龙骨克，桑螵蛸45克，锁阳片45克，新会皮45克，大红枣克，核桃肉克上味浓煎2次，滤汁，去渣，再加驴皮胶克，线鱼胶60克，龟板胶克，冰糖克，文火收膏。此为开阖之机。

通过对上述经验及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膏方使用讲究组方合理、配伍灵活，用药复杂而不乱，非常严谨。

总以平衡阴阳为总则，力求气血充盈、调和流畅。

虽主要运用于正气虚损的虚症，但有因虚致实、偏虚偏实、虚实夹杂等变化，辨证施膏，需分清“标、本、虚、实、主、次”，从而达到“表本”兼治的效果。

因服用人的性别、年龄、体质的不同，地域、气候、风土人情习惯的差异，膏方的定方也不尽相同。

膏方的组方如此复杂多变，因此，须对中医辨证体系及药理药性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感悟，同时又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所定膏方才能取得良效。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膏方熬制。

要切切讲究的是古法熬制，十二小时浸渍，三道提取，四次浓缩，四十八小时化胶，武火三次熬炼，方能文火收膏，其间又经选、制、洗、泡、煎、秘、滤、收等八道烦琐工序。

熬制的膏滋要求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夏天挂旗、冬天拉丝、颜色透亮、无任何杂质，能放置两年不腐，方为上品。

在熬制工艺中，所用的“水、蜜、器、火”也都各有讲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工艺密技。

古人的根据组方不同，用“水”有泉水、雨水、雪水等等之分，今天已很难做到，不必拘泥；但根据服用者的症状不同，“蜜”有槐花、菜花等各种花蜜之分，可以参考。

另外由于忌铁器，“器”又有银、铜、陶、竹等等之分和熬制的用“火”，有“文、武、中火等等之分，都宜留意。

膏方有“好不好看配方，灵不灵看熬制”之说，有一定意义。

古法熬制并不是形式上的复古，而是理解膏滋内涵文化的升华，不要轻视及此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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